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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屋里的缝纫机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发布时间:2022-08-22 08:27 【字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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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杨瑞芳
  每次回老家,在老屋厢房墙角处看到那台“上海牌”缝纫机时,心中无限感慨,莫名地亲切,莫名地怅然,一下子又使我想起当年母亲在缝纫机旁忙碌的情景,仿佛就在眼前……
  在商品凭票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只有六七岁。那时候买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要160块钱,家里只有60元,为了借到钱,母亲买了二斤糕点,分别去舅舅家和小姨家各借了50元。缝纫机买回来后的那天午后,全家老少欢喜的场景就像过年一样。父亲请了一位师傅帮忙安装,并教授母亲操作方法。看着装好的崭新缝纫机,大家爱不释手,围着它看啊、摸啊,又怕摸坏了。父母也不停地问这问那,选择将其临窗安放,说那里亮堂,意思是临窗光线好,做活方便,不费眼睛,实际上多少还有一点炫耀的意思。
  为了早一点还清欠账,父母没日没夜劳作,直到一年后才还清买缝纫机的欠款。
  在没有缝纫机之前,我们一家八口人的衣服(爷爷奶奶也居住在我家),特别是棉衣棉裤和鞋子,基本上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,只有少量外衣会送到国营缝纫店做。因为母亲会剪裁,一到年关,邻居们都拿着布料让母亲帮着做衣裳。那时,家中还没通电,母亲白天要去生产队劳动,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摆开桌子,铺上布块,量量、画画、剪剪,费眼神不说,做活又慢。
  自从有了缝纫机,母亲笑容多了,做活也有了精神。左邻右舍原本自己会做衣裳的妇女,也纷纷把布料拿来让母亲做。今天拿来一件,明天拿来一件,母亲也从不拒绝。每天我们半夜醒来,还总能听到缝纫机的响声。每当乡邻的衣服做好后,她们总要给母亲五毛或一元钱,算作是工钱,但母亲从来不收。现在想想,如果那时收费的话,也许我们家会很富裕的。
  我七岁那年八月,母亲对我说:“二妞,你要上一年级了,妈给你做个新书包,要好好读书啊。”
  晚上,屋子里还很闷热,母亲找出一块咔叽布料,给我量了上身的高度,准备给我做个书包。她坐到缝纫机前开始忙活,不一会儿,一个带着翻盖的书包就做好了。母亲给缝纫机装上红线,灵活地在书包的翻盖上扎出一个红色的五角星。我高兴地背上母亲做的书包,在房间里蹦蹦跳跳,兴奋得很晚才入睡。
  后来,姐姐高中毕业了,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她做衣裳。自然而然,姐姐后来成了母亲重要的帮手。听父亲说,进入腊月后,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乡亲特别多,母亲有时要忙到凌晨三四点。
  随着我们姐弟先后就业、成家,母亲使用缝纫机的次数也越来越少,只是偶尔扎双鞋垫,给开了线的衣裤扎扎边,借以发挥它的余热。
  如今,缝纫机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是,看到它,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那个年代,回想起一件件儿时的趣事,回想起一生为儿女辛勤操劳的父母,于是我在心底暗暗发誓,我们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,让父母度过快乐的晚年时光。

来源: 编辑:郭长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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